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202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在国际环境协议中美国优先》的行政令，称制定和参与国际协定谈判时需要把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巴黎协定》没有反映其价值观或对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的贡献，并且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为此立即退出该协定。美国再次“退群”，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包括：

1、全球减排目标的直接冲击

美国的排放权重：美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12-15%（2023年数据），是全球第二大排放国，并且是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退出后，若其放松国内气候政策（如放宽化石能源限制），可能导致排放量反弹，直接拉高全球排放总量。

国家自主贡献（NDC）失效：美国原承诺到2030年减排50-52%（以2005年为基准），退出后其NDC将失去国际约束力，全球实现《巴黎协定》2°C目标的难度显著增加。据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AT）测算，美国当前政策仅能实现减排24-35%，退出后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

2、国际气候资金与技术转移的萎缩

绿色气候基金（GCF）缺口：美国是GCF历史第二大捐助国（承诺30亿美元，实际支付10亿美元）。退出后，其剩余资金可能冻结，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如基础设施升级、灾害预警系统建设）。

技术合作停滞：美国在碳捕获、氢能、电网技术等领域领先，退出或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研发项目中断。例如，美印“气候与清洁能源议程2030伙伴关系”可能搁浅，影响印度可再生能源转型。

3、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真空

多边机制弱化：美国退出可能削弱《巴黎协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执行力度。例如，其在“损失与损害”基金谈判中的缺席，可能延缓对脆弱国家的补偿机制落地。

地缘政治分化加剧：中国、欧盟或被迫填补领导空白，但三方博弈可能导致气候议程与贸易、人权议题挂钩（如欧盟碳边境税），降低合作效率。2017年美国首次退出后，巴西、澳大利亚等国曾效仿弱化气候承诺，此次可能引发类似“多米诺效应”。

4、美国国内政策与市场的连锁反应

联邦政策倒退：退出可能伴随放松《清洁电力计划》、放宽油气开采限制等政策，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2030年美国煤炭消费可能反弹5-8%，天然气依赖度持续上升。

州级行动局限性：尽管加州、纽约州等承诺“100%清洁能源”，但联邦退出可能阻碍跨州电网整合、削弱碳市场互联性。例如，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覆盖的美国东北部排放仅占全国7%，难以抵消其他地区排放增长。

5、全球能源与经济格局的波动

化石能源市场扭曲：美国退出可能向市场释放“高碳经济仍可持续”信号，延缓全球资本撤离化石能源的步伐。例如，2020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后，美国LNG出口量激增35%，加剧欧洲对美天然气的依赖。

清洁技术竞争失衡：若美国削减对光伏、电动汽车的补贴（如《通胀削减法案》IRA），其本土清洁产业可能萎缩，同时中国、欧盟企业市场份额扩大，但全球技术迭代速度可能因竞争减少而放缓。

6、社会动员与公众信任的侵蚀

气候怀疑论抬头：美国退出可能被反气候行动势力解读为“气候危机不紧迫”，影响公众认知。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支持者中仅24%认为气候变化是“重大威胁”，退出将进一步极化舆论。

非国家主体承压：尽管微软、苹果等企业承诺“碳中和”，但缺乏联邦政策支持可能抬高成本（如绿电采购溢价），削弱企业减排动力。国际非政府组织（如C40城市联盟）的协调压力也将增大。

转载链接：https://www.tbtguide.com/c/mypt/gwxw/590240.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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